吕留良
袁枚《新齐谐》记载阴司中公布吕留良的罪过是声讨佛教过份,这肯定不是事实。吕留良的罪过,在于在明朝灭亡之后,既不能像伯夷、叔齐不吃新王朝的粮食,饿死首阳山;又不能隐姓埋名,逃避人世之外,像真山民那样。他自己和众多童生一起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,作了秀才,他儿子吕葆中还高中进士,以第二名进入翰林院,则他们父子早就享受了新王朝的名位俸禄,决不能还把自己看作旧王朝的遗民了。他们怎能写作诽谤清朝的著作,迷惑煽动老百姓,借口忠于明朝来攻击清朝呢?这是一种动摇不定进退无准的行为,是最狡猾最反覆无常的表现。考察一下他平生的作为,实与钱谦益相同。死后在阴间还逃不脱处惩,必然是因为这个缘故。至于他讲理学,斥责佛学,则是因为他既然要推尊程、朱一派的理学,就不得不批驳陆九渊、王守仁一派的理学为禅学;既然斥责禅学,自然不得不牵连着批驳整个佛学。其实批驳佛学并不是他的本意,也不是他真正的罪过。自从佛学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,批驳佛教的很多,批驳佛教太过份的也很多,以此作为吕留良的罪过,恐怕他反而有了辩解的理由。不知人们是否曾经听说过五台山和尚明玉所说的话,他说:批驳佛教的主张,宋代儒学家很深刻而韩愈则很肤浅,宋代儒学家很精致而韩愈很粗疏,然而剃了头发披起袈裟做和尚的人怕的是韩愈而不是宋代儒学家,恨的是韩愈而不是宋代儒学家。因为韩愈斥责的是佛教信徒们给寺院和和尚施舍供养,这是针对广大普通民众而发的;宋代儒学家批驳的是有关明心见性的佛学理论,是针对知识分子而发的。天下知识分子少而普通民众多,和尚们生活所需的东西,也是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少,而来自于普通民众的占大多数。假使韩愈的主张获胜,则寺庙的厨房里必然要断了炊烟,想建寺院也没有土地。即使有佛学造诣极深的和尚,他难道能率领数不清的和尚们空着肚子坐在露天里说佛法吗?这就好像用兵的人先切断了敌军的粮草供给线,敌军就将不战而自我溃散了。所以和尚们非常怕韩愈,也非常恨韩愈。若使宋代儒学家们的主张获胜,则大不了你儒家的道理是那样,儒家的礼法是那样,你不必听从我;我佛家的道理是这样,佛教的礼法是这样,我也不必听从你。你我可以各自信奉自己所知道的东西,各自施行自己所理解的东西,彼此对峙,对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危害。所以,佛教徒不太怕宋代儒学家,也不太恨宋代儒学家。由此可见,唐代以前的儒学家,所说的每句话都有实用;宋代以后的儒学家,则每件事情都只是空谈。讲理学的人口口声声斥责佛教,实际上对佛教毫无损伤,只不过是空吵闹而已。把这当作功劳,固然是讲理学的人自相吹捧;把这当作什么罪过,也未免太看重吕留良了。
死鬼诱人自杀
奴仆王发有天夜里打猎归来,月光之下,只见有个人被两个人各拉着一只胳膊,一个向东拉扯,一个向西拉扯,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他以为是盗贼趁着天黑抢劫财物,就向空中放了一枪,那两个人飞奔跑开,被拉的人急忙奔回来,转眼就不见了,他这才知道遇上了鬼。等到了村口,看见有一家人点着灯,人客来往,声音嘈杂,一打听才知是有位新娘上吊后又醒了过来。新娘说:“婆婆叫我晚饭做饼,饼被狗叨走了两三个,婆婆怀疑是我偷吃了,就狠打我的嘴巴。我承受不白之冤无处诉说,就呆立在树下。一会儿,有一个女人过来劝我,说受到这样的冤枉不如去死。我犹豫不决时,另外又有一个女人前来,怂恿我自杀,我恍恍惚惚,不知不觉就解下带子上吊,那两个女人还帮助我。我感到憋闷痛苦,真是难以形容,渐渐地我好像睡去了一样,身体也似乎走出门外。一个女人说:‘我先讲的,应代替我。’另一个女人说:‘如果我不来,她不会下决心上吊,应该代替我。’她们正在争执,忽然一声响雷,只见火光四射,那两个女人被吓跑了,我就又回来了。”后来王发每次晚上回家,就远远地听到哭骂声,说破坏她的事,誓必杀了他。王发却也不怕。一天晚上,王发又听到哭骂声,王发呵斥道:“你是杀人犯,我是救命恩人,即便告到神那儿,我也会有理的。你敢杀就杀,何必虚张声势吓唬人。”鬼从此再也不敢纠缠他了。不过救人于死地,就会招致凶手的怨恨,怪不得遇到此类事情袖手旁观的人居多数。王发可以说是与这些人大不一样。
幕僚“四救四不救”
宋清远先生说:以前在王坦斋先生的提学使衙门中当慕僚时,有个朋友说他梦游到地府,看见几十位士大夫模样的人陆续来到地府。阎王把他们责备了好一会儿,他们又陆续退出,脸上都有愧恨之色。他偶然发现一个小吏,似曾相识却记不得名字了,他试着作礼打招呼,对方也回了礼。于是问这都是些什么人,怎么这般模样。小吏笑道:“你身在官府之中,刚才这些人中你难道没有一个老朋友么?”这人说:“我只是作了两次提学使的幕僚,没有进过有实权的长官的幕府。”小吏说:“这样说来,你是真不知道了。这些人就是所谓‘四救先生’。”这人问:“‘四救’是什么意思?”小吏说:“在幕僚中,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:救生不救死,救官不救民,救大不救小,救旧不救新。救生不救死的意思是,死的已经死了,绝对救不过来了,但生者还活着,把他杀了偿命,就是多死一个人。所以宁愿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。至于死者冤不冤,就没人去管了;救官不救民的意思是,越级上告的案子如果得以伸冤雪耻,那么当地官员是祸是福就不可知了。假使不予伸冤雪耻,连坐也不过是发配充军。而官员的判案是否公道,就没人去管了;救大不救小的意思是,把罪过推到上司身上,则权重位高的受处分也越重,而且必将牵连更多的人。把罪过推到小官身上,那么责任轻的受罚也轻,且容易了结。至于小官该不该顶罪,就没人去管了;救旧不救新的意思是,旧官已离去,有没了的公事,再留他恐怕也没什么用。新官刚来,可以推诿不干前任未了的事,但强迫他去干,他也没办法。至于新官能否受得了,则没人去管了。以上都是出于君子之心,去做忠厚长者应做的事,并不是企图得到什么好处而巧妙地利用法律的漏洞,也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私恩私仇而以公报私。然而人情世态千变万化,十分复杂,原本不能执定某一条规则去对待处理。如果坚持以‘四救’办事,则可能矫枉过正,顾此失彼。本来要造福,反而造孽;本来要息事宁人,反而酿出事来。这种事时常发生。今天被审问的那些人,都是因为‘四救’惹下的麻烦。”这人问他们将会遭到怎样的报应,小吏说: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前生的恩怨纠缠着,有这个因缘就终能相遇。在来生中,这些人也必定能遇上‘四救先生’,而他们自己则是‘四不救’中的人了。”正在谈着,这人忽然醒来。不知为什么做了这个梦。难道是神灵借这个人做梦而给世人以告诫么?
石膏治瘟疫
乾隆五十八年春夏之间,京城里到处在闹瘟疫。人们用张景岳的方法为患瘟疫的人治病,十有八九的病人还是死去了;用吴又可的方法治疗,也不怎么见效。有位桐城来的医生,用大剂量的石膏为鸿胪冯星实的一个姬妾治疗瘟病,别人见了,都惊骇不已,怕出意外。然而,这位姬妾就在将要断气儿的时候,吃完他的药,居然病体痊愈了。后来,人们都用他的药方治病,救活的人不计其数。有的人在一剂药中就放了八两石膏,有的连续用药,其中石膏用量竟累计达四斤之多。虽然刘守真的《原病式》、张子和的《儒门事亲》等医学著作专门讲求使用寒凉药,也不曾达到这种地步,真可以说是前所未闻了。据考查,喜欢用石膏的医师,莫过于明代的缪仲淳了(缪仲淳名希雍,天启、崇祯年间人,与张景岳同时,而所传医术不同)。运用石膏,本不属于用药的中和之道。所以王懋竑的《白田集》中有《石膏论》一篇,极力指责缪仲淳的错误。不知桐城医生大量使用石膏,何以收效如此。这也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运与风、热、湿、火、燥、寒六气的运行在这年正好构成了一种特殊状态而造成的,不能据此把它当成一种通行不变的疗法。
鬼托人情
堂伯君章公说:有位表兄,在某个有月亮的晚上,在村外乘凉,遇见一位书生模样的人,对他作了个长揖说:“我不幸受土地神的处罚,自己祈祷无济于事。这一带只有您祭祀土地神的供品最丰厚,且几十年来没有求过土地神任何事情。土地神很感激你,也最看重你。你要肯为我祈祷,他肯定会答应你。”表丈就问:“你是什么人?”书生回答说:“我是一位已故的秀才,与你的父亲也相识。现在已去世三十多年了。昨天偶然向某家去要点吃的东西,被那家告发了。”表丈说:“自己的事我都不去祈祷,难道反而会为别人去祈请?人事不去祈请,难道会反而为鬼事祈请?我无法为你效劳,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好了。”书生一甩袖子就走了,边走边说:“原来是个自顾自的家伙,真是无法跟你商量。”祭祀的酒菜务求丰厚,是敬畏鬼神;不去祈请鬼神,这是为了与鬼神保持距离。尊敬鬼神而又远远回避,这是民众应该遵循的原则。再看看那些世利之徒的谄媚亵渎和迂儒傲侮人的做法,表兄可说是不偏不倚。听说这件事时,我才八九岁。这位表兄的姓名,我也不巧忘记了。当时民情风俗还很淳厚,一般来说,必须是端正谨慎、笃厚实在的家庭之间,才互相结为儿女亲家。我家的亲戚中为人处事像这位表兄的很多,现在也不能猜度到底是哪位了。他们的品德像远处高高耸立的山峰,令我仰望钦羡不已。不知不觉已经七十年过去了,我怎能不深深缅怀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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