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修行者患病有两种迷信的认识

对修行者患病，许多信众有两种迷信的认识。一种认为学佛修行的人不会生病，或者生了病也不需治疗就会好，这是一种误解。即便佛菩萨再来度化众生，也要投胎成为凡夫的肉身。有这个肉身，就必须有吃喝拉撒、七情六欲、生老病死。释迦牟尼佛成佛后，还要示现头痛等业障病，难道我们现在的人，修行的程度，都超过了释迦牟尼佛吗？

另外，一种人则认为现代的高僧大德如果身患疾病，都是为了替众生担业障，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。我在青藏高原呆了八年，确实看到了许多活佛上师疾病缠身，不可否认有一部分病是为了给众生担业障。但是大多数病是由于患者不知道性命双修造成的。他们只知道修心性，而不知道修身体。在加上他们不注意饮食，不懂得饮食调理，不懂得身体的保健。例如：某佛学院的一位法王不注意饮食，身体重达300斤，本来心脏就负担过重，再加上青藏高原，海拔高、氧气稀薄，患高原性心脏病是必然的。法王的心脏安装了起搏器。法王曾经说过，他还要住世20年宏法利生，但结果没有几年法王就圆寂了。如果说高僧大德所患的病都是为众生担业障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头疼又是为谁担业障呢？

什么是天葬？

天葬是西藏特有的一种习俗，就是把去世的人送到天葬台肢解后让老鹰吃掉，他们认为老鹰是一种神鸟，死人被老鹰吃掉后，神识就会上天。我在玉树觉拉寺的住房前200米左右就是天葬台，我经常去天葬台看死人天葬的整个过程。藏区牧民和普通的僧人死后，都要送到天葬台天葬。天葬师把去世的人搬到天葬台上，在旁边点起一堆火，天上的老鹰看见后，都盘旋而下，落在死尸旁边。死尸都是赤身裸体，一丝不挂，正如我们所说：“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，赤裸裸离开这个世界。”然后一些僧人开始念经，念完经后，天葬师就用刀子和斧子把尸体肢解，把死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下来，老鹰一拥而上，一会功夫尸体就只剩下一堆白骨。我看过几十个被天葬的死人，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少、有病死的、有老死的、有难产死的妇女、有刚出生死去的婴儿。藏区由于缺医少药，妇女生孩子都是丈夫接生，所以难产的妇女以及出生婴儿的死亡率很高。天葬的过程，惨不忍睹。但却从另外一个方面给人们示现了人生的无常。世上的名和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常言道：“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”。警示世人，不要执着名利，要明晓因果，不要做恶事，要多积德行善。

藏区的圆光术

我在玉树觉拉寺修行时，听说藏区有圆光术，就是开天眼的圆光者通过看铜镜，能把你前世、现世、后世的情况，就像看电影一样，一幕幕显示出来。当时我打听到西藏昌都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是位圆光者，他给人看了一辈子铜镜，看得很准确，他从小出家，经过寺院师父加持，训练而得到此功能。我原打算拜访这位圆光者，后来听说他已经去世了。没想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觉拉寺就有一位出家的小孩开了天眼，可以看铜镜。这个小孩就是我的上师撒噶仁波切的外甥。我取得了小孩父母的同意，把小孩找来，又请来一位说汉语比较好的翻译，还找了一位修行功力比较大的僧人。同时在场的人还有北京的心祥师，上海的宗慧师。开始时，功力大的师父先念咒加持铜镜，然后宗慧师问他上世在哪一道，是什么摸样？铜镜里显示出一个浑身都长着绿毛，骑着一只大老虎的山神。宗慧师上一世就是这位身上长满绿毛的山神。宗慧师接着又问这个山神是哪座山的山神？铜镜显示出一个山的名字，但我们不知道这座山在哪里。接着心祥师问他上世在哪一道？什么模样？铜镜显示出一个男人。最后我问我上世是什么模样，在哪一道？铜镜里显示出一位白衣喇嘛以及白衣喇嘛的名字和寺院的名字。我又问我的母亲寿限多少？铜镜显示出一个“三”字。当时我母亲已经83岁了，我想也许我的母亲还能活三年。过了两个月，我搭便车到囊谦县城买东西，到了县城我给家里打电话，问问母亲身体状况，因为我一年多都未与家人联系。接电话的是我哥哥，他说母亲患胰腺癌，刚做过手术两个月。我哥说：“母亲现在还可以自理，路途很远你就不用回来了”。我晚上住在旅馆里翻来覆去难以入睡，第二天早晨我就直接从囊谦县乘车踏上了回家的旅途。我回到家里，照顾了母亲一个月，母亲就去世了。母亲没有活到三年，只活了三个月。

名利害死人

我有个同学从小和我生长在山西邮电大院里，1970年，我们两家的父母为了响应毛泽东的“五·七”指示，干部到农村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下放到山西临汾地区汾西县的一个小山村里。我和他一同在村子里七年制学校里读书。他的个子虽然不高，但眉清目秀，聪明活泼，很快被抽到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演节目，说相声。我很羡慕他。1973年国家落实政策，我们两家的父母又一起被分配到临汾肉联厂工作。我和他同在离肉联厂不远的铁路中学读书。他同样受到该学校领导的重视，进入学校宣传队演节目。1974年我们初中毕业，我没考上高中，并不是因为我学习差，而是因为我不是铁路子弟。他却顺利上了高中。我十五岁就开始了打工生涯，在纺织厂打了一年工，后来又在肉联厂打了一年工。1976年我十七岁时，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号召，我到了临汾市贾得公社靳家庄插队。他正好高中毕业，也在这个村庄插队。他在村里也同样受到村里领导的重视，担任我们知青点副点长，第二生产队政治队长，后来又入了党。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，他考上了山西农业大学，我被分配在临汾地区印刷厂工作。我在工作中刻苦自学，1980年我顺利考上师专英语系。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，听说他大学毕业后，分到乡里当乡长。1997年我出家后，听说他当了临汾市政法委书记。他是我们同学中最幸运、最发达、最有前途的一位。又过了两年，我听到一个惊人的，使人无法相信的消息，他死于脑淤血突发症，年仅40岁。听说他的病因是应酬过多，导致身体肥胖，自然“三高”接踵而来。我在悲哀叹息中，想到这么有才华，前途无量的一位同学却被名利所害，死于名利。

对修行者患病有两种迷信的认识

对修行者患病，许多信众有两种迷信的认识。一种认为学佛修行的人不会生病，或者生了病也不需治疗就会好，这是一种误解。即便佛菩萨再来度化众生，也要投胎成为凡夫的肉身。有这个肉身，就必须有吃喝拉撒、七情六欲、生老病死。释迦牟尼佛成佛后，还要示现头痛等业障病，难道我们现在的人，修行的程度，都超过了释迦牟尼佛吗？

另外，一种人则认为现代的高僧大德如果身患疾病，都是为了替众生担业障，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。我在青藏高原呆了八年，确实看到了许多活佛上师疾病缠身，不可否认有一部分病是为了给众生担业障。但是大多数病是由于患者不知道性命双修造成的。他们只知道修心性，而不知道修身体。在加上他们不注意饮食，不懂得饮食调理，不懂得身体的保健。例如：某佛学院的一位法王不注意饮食，身体重达300斤，本来心脏就负担过重，再加上青藏高原，海拔高、氧气稀薄，患高原性心脏病是必然的。法王的心脏安装了起搏器。法王曾经说过，他还要住世20年宏法利生，但结果没有几年法王就圆寂了。如果说高僧大德所患的病都是为众生担业障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头疼又是为谁担业障呢？

什么是天葬？

天葬是西藏特有的一种习俗，就是把去世的人送到天葬台肢解后让老鹰吃掉，他们认为老鹰是一种神鸟，死人被老鹰吃掉后，神识就会上天。我在玉树觉拉寺的住房前200米左右就是天葬台，我经常去天葬台看死人天葬的整个过程。藏区牧民和普通的僧人死后，都要送到天葬台天葬。天葬师把去世的人搬到天葬台上，在旁边点起一堆火，天上的老鹰看见后，都盘旋而下，落在死尸旁边。死尸都是赤身裸体，一丝不挂，正如我们所说：“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，赤裸裸离开这个世界。”然后一些僧人开始念经，念完经后，天葬师就用刀子和斧子把尸体肢解，把死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下来，老鹰一拥而上，一会功夫尸体就只剩下一堆白骨。我看过几十个被天葬的死人，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少、有病死的、有老死的、有难产死的妇女、有刚出生死去的婴儿。藏区由于缺医少药，妇女生孩子都是丈夫接生，所以难产的妇女以及出生婴儿的死亡率很高。天葬的过程，惨不忍睹。但却从另外一个方面给人们示现了人生的无常。世上的名和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常言道：“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”。警示世人，不要执着名利，要明晓因果，不要做恶事，要多积德行善。

藏区的圆光术

我在玉树觉拉寺修行时，听说藏区有圆光术，就是开天眼的圆光者通过看铜镜，能把你前世、现世、后世的情况，就像看电影一样，一幕幕显示出来。当时我打听到西藏昌都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是位圆光者，他给人看了一辈子铜镜，看得很准确，他从小出家，经过寺院师父加持，训练而得到此功能。我原打算拜访这位圆光者，后来听说他已经去世了。没想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觉拉寺就有一位出家的小孩开了天眼，可以看铜镜。这个小孩就是我的上师撒噶仁波切的外甥。我取得了小孩父母的同意，把小孩找来，又请来一位说汉语比较好的翻译，还找了一位修行功力比较大的僧人。同时在场的人还有北京的心祥师，上海的宗慧师。开始时，功力大的师父先念咒加持铜镜，然后宗慧师问他上世在哪一道，是什么摸样？铜镜里显示出一个浑身都长着绿毛，骑着一只大老虎的山神。宗慧师上一世就是这位身上长满绿毛的山神。宗慧师接着又问这个山神是哪座山的山神？铜镜显示出一个山的名字，但我们不知道这座山在哪里。接着心祥师问他上世在哪一道？什么模样？铜镜显示出一个男人。最后我问我上世是什么模样，在哪一道？铜镜里显示出一位白衣喇嘛以及白衣喇嘛的名字和寺院的名字。我又问我的母亲寿限多少？铜镜显示出一个“三”字。当时我母亲已经83岁了，我想也许我的母亲还能活三年。过了两个月，我搭便车到囊谦县城买东西，到了县城我给家里打电话，问问母亲身体状况，因为我一年多都未与家人联系。接电话的是我哥哥，他说母亲患胰腺癌，刚做过手术两个月。我哥说：“母亲现在还可以自理，路途很远你就不用回来了”。我晚上住在旅馆里翻来覆去难以入睡，第二天早晨我就直接从囊谦县乘车踏上了回家的旅途。我回到家里，照顾了母亲一个月，母亲就去世了。母亲没有活到三年，只活了三个月。

名利害死人

我有个同学从小和我生长在山西邮电大院里，1970年，我们两家的父母为了响应毛泽东的“五·七”指示，干部到农村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下放到山西临汾地区汾西县的一个小山村里。我和他一同在村子里七年制学校里读书。他的个子虽然不高，但眉清目秀，聪明活泼，很快被抽到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演节目，说相声。我很羡慕他。1973年国家落实政策，我们两家的父母又一起被分配到临汾肉联厂工作。我和他同在离肉联厂不远的铁路中学读书。他同样受到该学校领导的重视，进入学校宣传队演节目。1974年我们初中毕业，我没考上高中，并不是因为我学习差，而是因为我不是铁路子弟。他却顺利上了高中。我十五岁就开始了打工生涯，在纺织厂打了一年工，后来又在肉联厂打了一年工。1976年我十七岁时，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号召，我到了临汾市贾得公社靳家庄插队。他正好高中毕业，也在这个村庄插队。他在村里也同样受到村里领导的重视，担任我们知青点副点长，第二生产队政治队长，后来又入了党。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，他考上了山西农业大学，我被分配在临汾地区印刷厂工作。我在工作中刻苦自学，1980年我顺利考上师专英语系。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，听说他大学毕业后，分到乡里当乡长。1997年我出家后，听说他当了临汾市政法委书记。他是我们同学中最幸运、最发达、最有前途的一位。又过了两年，我听到一个惊人的，使人无法相信的消息，他死于脑淤血突发症，年仅40岁。听说他的病因是应酬过多，导致身体肥胖，自然“三高”接踵而来。我在悲哀叹息中，想到这么有才华，前途无量的一位同学却被名利所害，死于名利。